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医学也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依原体、螺旋体，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的结构与机理功能之奥秘的阐释；大至心、脑手术禁区的突破；心脏起搏器、铁肺、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医学似乎已无所不能。　　
　　

       然而献身临床医学事业已历经39年的我，却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以西方医学（简称西医）为主干框架的现代医学，虽然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时至今日却已进展迂缓、问题多多。事实上，现今已有若干医学界及其他界别的资深人士，对现代医学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深感忧虑，并正在积极探索顺应时代发展脚步的新的医学模式。.鄙人不才，积对近年国内外若干专家学者的部分论述的学习体会及个人的些许研究心得，特撰写此文，不揣浅陋、抛砖引玉敬请学者们、同道们及各位志士仁人拨冗指正。
　　现代医学的尴尬与无奈
　　医学门类林立、技术愈来愈专业化、分工愈来愈细、仪器装备亦愈来愈高级，然而现代医学并没有让诸多常见病、多发病得到应有的有效防治。君不见：连支气管炎、慢性肝炎、慢性肾炎、慢性心肌炎、慢性肠炎、慢性胃炎等普通疾患也常常难以治愈，也没能有效实现群体性预防。这是何道理？如此状况是不是显得医学与现代科技之发达不相匹配！譬如一个极其平常的急性枝气管炎，可能陆续用了好几种“抗生素素”，才收到一点效果，病人为之所付出的多方面的代价可能已是相当的高。慢性枝气管炎的药物治疗效果就常常更不理想了。总之，非常遗憾，迄今为止的现状是在许多急慢性疾病真正有效控制方面，尤其是在疾病的预防方面，医学并未获得应有的、令人满意的成功。面对如众此多急慢性疾病，医学显得无能与无奈。更不用说象风湿与类风湿疾患、红斑狼疮、多发性结节性动脉炎、硬皮症、溃疡性结肠炎、中重度肺气肿、尘肺、肺结缔组织病、扩张充血性、肥厚性及限制性心肌病、糖尿病伴发肾功能不全、顽固性癫痫、重症帕金森病、闭锁综合征、精神分裂症、爱滋病这许许多多疾病，现代化的大医院的高明大夫们也没有多少高招，而近年来在十分恼人、相当猖獗的“非典”、禽流感、马尔堡出血热（青猴病）等一些层出不穷的、新病或“怪病”面前，现代医学亦显得极其苍白——无能无奈或尴尬困惑。
　　医（药）原性疾病害人非浅
　　上面说的还只是药物治疗效果本身的局限性。更糟糕的是药物的滥用，在日常临床医疗实践活动中极为普遍与严重。
　　药源性疾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有三分之一的患者死于药物的滥用，住院病人如果每天平均合并用药5种，不合理用药的发生率就达到21.8%。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俞梦孙院士指出:“由于过度诊断，过度医疗，很多病都是治出来的”。据卫生部药物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我国每年因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250万，约20万人死亡，是因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
　　各类药物滥用最常见的表现是用药指针不明确：如对十分常见的感冒系病毒感染所致，迄今为止真正广谱、高效的抗病毒药物尚未问世，却每每见到许多医生盲目地给病人投予各类抗生素。相当数量的医生以抗生素“即便不能杀病毒，但可预防细菌感染”作为用药依据，事实上用抗菌药后继发细菌感染而致的危害可能更加严重。因为正常体内依存的细菌被抗菌药抑杀了，病原菌反可乘虚而入、大量繁衍（此典型者，医学上称之为菌群失调或二重感染），由此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可想而知。高明且负责的医师则会采取合理的对症处理与支持疗法，病人症状会有所改善、待机体自身免疫力产生或增强而自然地、水到渠成地战胜疾病，患者的医药花费亦少了许多。令人深为痛心并不解的是，尽管绝大多数医师都知晓抗生素滥用及耐药性问题的严重性，可许多医师在临症时，动辄盲目选用抗生素。据美国疾病管理中心调查，美国每年约1.5亿件抗生素处方，其中1/3是非必要处方，感冒的有1800万件处方均为非必要处方。国内专家认为，在我国抗生素滥用倾向更为严重。没有那次全国性抗感染专题学术会议上，不在特别强调此种现象之泛滥于危害已严重到难以容忍之地步。奇怪的是这一在医学界早就已达成共识的问题一年又一年，却年复一年地日见猖厥与可怕。目前，据资料显示，中国的门诊感冒患者约有75%应用抗生素，外科手术则高达95%。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药物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医学界流行一句话说，“在美国买枪很容易，但买抗生素却很难。而中国正好相反。”此，难道还不发人生深省吗？
　　不少患者因医师用药不当所致的药物毒副作用而惹上了本不应当有的麻烦、蒙受了本不应受的痛苦与灾难。我认识本地大学任教的一位朋友，本来耳朵略有点儿“背”，尚未影响工作与生活，故而多年未加注意，只因一次并无明显全身症状的轻微感冒，医者竟给他用了五天“常规剂量”的庆大霉素，自此听力严重受损，与人对话非藉助听器之力不可。一名退休老干部患了“轻度肠炎”（实际上是消化不良症），在医院门诊，接受林可霉素静脉点滴治疗，三天后，病人腹痛腹泻加剧，且大便中排出大量白色絮片状物，经诊断，这些絮状物为药源性肠炎肠粘膜损伤所致。形形色色的药物副作用，数不胜数。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很有作为的中年科学家是一名轻症糖尿病患者，一日下班后感到头昏、心慌、全身乏力，即去某医院就诊，值班医师未经认真细致考虑，亦未作必要的化验检查，武断地认为糖尿病血糖未控制，处方加用口服降糖药，导致病情迅即恶化，病人夜间出现昏迷、呕吐、抽搐，凌晨送医院急诊就治，诊断为糖尿病低血糖昏迷并诱发急性心肌梗死。住院两个多月，命虽保住，但从此不能工作，终日在家疗养。虽然，此虽非抗生素，但也是用药指征不明确，医师轻率滥施治疗的一个例子。究其根源，相当数量的医生对疾病治疗不规范、不按科学规律诊治、医疗作风草率马虎以及看重经济收益，致使种种弊端在有形无形之中大起作用，尚有可靠报道披露，东北长春部分医院滥开度冷丁致183人染上毒瘾12人死亡。药源性疾患或医源性疾病危害之烈由此可见一斑。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啊！
　　现代医学培育的众多医师素质堪忧
　　国人大概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体会到众多病人对向他们提供服务的医院及医生们往往不那么满意。一位病友在一篇文稿里这样记述：“在我与医院打交道的经历中，有一现象令我非常吃惊，便是一些很年轻的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医生，显得比年长的医生更加冷漠、无所谓和不负责任。有一回，我的怀孕的妻子发热到40度，夜间急诊住进我家附近的一所医院。因为青霉素皮试阳性，那个值班的年轻女医生便一筹莫展，入院数小时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不是医生的我，也知道青霉素阳性的原因很多，包括护士操作是可能将未挥发干净的酒精带入皮下。我的妻子当天上午曾在另一家医院门诊注射过另一种批号的青霉素，已被证明不存在过敏。于是，我试图借用病房的工作电话向一家大医院求援，从那里得到那种批号的青霉素。可是，我的这一小小的、而且十分合理的要求居然立马上被这位戴着近视眼镜、颇显斯文与有风度、有涵养的女医生制止了——理由竟然是这会增加她们科的电话费支出，科室工作电话一概不外借。半夜三更，面对高热不退的妻子和吉凶末卜的胎儿，我苦苦地再次求医生，谁知这个女医生听罢，白了我一眼，就不知去向了。我心急如焚，这理由如此荒唐，使我无法置信，病房里剩下若干同样年轻的医生，皆作壁上观，对我的焦急请求一律不予理睬。最后，我不得不当机立断，将妻子转往另一家医院求治，之后用了青霉素，病情迅速减轻好转。据我多次去医院给自己看病或作为病人的陪客的体验，此种类似遭遇并非少见。这使我不由得要问一下，为什么医院或医生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有时却是如此薄弱？我常这么想，几乎人人都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女人分娩，病人求医，老人临终，都是生命中最脆弱的时刻，最需要人性的温暖。可是，在医院里或某些医生那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这种温暖。尤其在今日中国的许多医院里，我们感觉到的更多是世态炎凉，人心冷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医院如今是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之一”。
　　另一位病友是如此谈及她的感受的：“平时去医院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多医生不够亲切。和社会上其他职业的人打交道，我觉得有一种平等的感觉，但一到医院我就发现自己本能地变得特谦卑，不管自己病得有多难受，“谢谢”，“辛苦了”，“麻烦您了”，“费心了”，一路说个不停，但有些医生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也许，医生终日面对病人，对痛苦、鲜血、死亡见得多了，但如果因习以为常而冷漠，以自己的一点专业知识而傲慢，恐怕就失去了医生职业的基本素质。医生这个职业是要和患者心贴心的，医生这个职业如果没有患者的信任托底，只能是一具没有血色的苍白的躯壳。我深深感到，医患之间真的需要更的多理解与更多的体谅！
　　据本人长期从医亲历之切身体会，上两文中所述的医生并非极少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相当数量的医师愈专则愈偏，思想方法主观或形而上学、或兼而有之，缺乏全局及辩证观点；先入为主，相信现代医学就排斥传统医学，或反之，相信中医药就排斥西医药；热衷临床医学就贬低或排斥预防医学与科学合理的保健医学；一味追求各色花样的现代最新、最洋、最高档次的化验与辅助检查，而忽略全面的病史调查分析及细致客观的体格检查与科学严密的逻辑思维推理；强调手术治疗、特殊检查手段或动辄用价格高昂的新药、洋药、合资药而很少设身处地多为病人切身利益着想；在遇到可能有风险的时候，首先并主要考虑的是医家自身的利益与风险问题；;还有少数医师在诊治工作中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不惜牺牲病家的利益、健康或安全。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类正规医院执业医师有各种年龄段、各种资格与资历的。他们都曾经受过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以及在职培训或再教育。一些有极高声望的老专家学者痛切地认识到，现代医學教育及再教育存在有很多弊端与显著的局限性：对一个医学生而言，往往在医学院数年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把时间与精力几乎全部放在生物医学及具体的医学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之领域中，而严重忽略了哲学、伦理学、人文道德、思想方法学、逻辑学、文学艺术美学等人文学科的全面熏陶与培养。长期以来，如此教育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少的医生们只懂解剖、生理、病理、及药理；只懂病，却不甚懂、也不想弄懂有血有肉、更有思想感情的、有着个人与家庭及社会尊严的病人；他可能只爱他所关注的“病”，却不会真正地去关注、去爱正受着病痛折磨的这个“病人”。举例来说，这样的医生接待病人惯常做法是这样的：病人来就诊，刚说了三言两语，就厌烦地阻断病人的絮叨，迅即开出一系列化验检查项目，而后待报告一到，不需细加推敲地便有了诊治之主见。小病、他常说病得不轻，大病、他更会说情况很糟、很糟。病家肯定要荒神，只好由其摆布。这样，他说东，你就只敢朝东；他说西，你决不敢不上西了。换而言之，医学到了这个份上，也即只是医者的卖方市场，哪有什么医患平等、医患亲如一家可言。再说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或小问题：不少医师不仅书写病历字迹潦草，更不屑于同病人稍许多聊几句、沟通沟通，甚而连必要的病情解释也极其简单抽象，或是用三、两个医学专业术语名词让病家自个儿琢磨去。而在大大小小的每个医疗机构每日都在进行着的医疗实践活动中，医师的言语、表情、甚而是一个眼神，对病人可能都非常重要，一个好医师一定会在用医学专业技术与知识为病人服务之时，非常注重并细致对待患者的心理按摩或心理治疗。可惜如今这样做的医师现时愈来愈少了。
　　此外，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临床医师有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不良倾向。这里说的理论脱离实际，主要并非指迷信空头理论，而是指轻置、甚而漠视确切无疑的医学指导理论、医学原则或医学伦理。如前面提及的抗生素滥用问题，不少医师对正确的医学原理及被医学实践反复证实的经验总结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我行我素。这使我们对现代医学，从教育培养到实际运行机制都不得不产生一些疑问，是否须得作一些必要的重大调整？
　　个人认为，医德医风层面上的种种问题，从深层根源探究，除了市场经济、物欲横流之影响之外，现今相当一部分医卫从业人员素养不高直接或间接地与他们的医学人文观念缺如直接相关。在中国，一名医师从接受医学教育始，及至工作后培训与再教育，绝大部分精力与时间，都花在专业学术知识方面。虽然时不时会有一些理想道德情操、医疗道德、规章制度方面的教化，但往往形式生硬、内容枯燥、效果甚为不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宝贵的，人的素养不高，即使在其他方面给以再多的投入，也不会有真正良好的效果。人文教育教化的缺如或不足，应当被视为是我国现行医学教育培训体制的又一重大失误。
　　不少人可能都看过一本名为《妞妞》的书，因稚女夭折而极度悲痛的上海知名作家周国斌先生写道：“妞妞的病并非先天性遗传疾病是可以避免的，全因一位蛮横的不肯细心诊治病人的急诊女医生、医学博士一再用X光对妞妞的母亲做不必要检查，从而使胎儿在母腹中受到意外伤害”、“我不能不写。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生。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妞妞的可爱和可怜，我们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我写下这一切，因为我必须卸下压在心头的太重的思念，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有人问，这本书对世界有什么意义，我无言以对。在这个喧闹的时代，一个小生命的生和死，一个小家庭的喜和悲，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本书是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产物，它是给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看的”。据本人从因特网上得悉，在美国已有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已将《妞妞》一书作为案例编进了医学人文学／医学伦理学讲义。《妞妞》甚而为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医学人文学的启蒙之作，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作者亲历的悲情故事，更展现出一个鲜活的病人世界，也是一个反省医学的非人道状况及观念的极好素材”；一则呼吁“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报道指出：“《妞妞》给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中国医疗观念与制度的较清析的机会”。
　　现代医学的自身局限性
　　近、现代医学是以西方医学（简称西医）为主干骨架的医学系统。它的根基为生物医学，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已强调了她为人类作出的无比卓越贡献，但若不图革新与发展，其未来趋势似乎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因为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相伴出现之自限性已愈来愈明显。到了现今社会生活竞争激烈、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环境变幻多端且日益恶化的这个时代，这种局限性乃至非科学性及不相适应性，就愈发凸显出来。问题愈发严重了。人是天地万物之灵，人学是统领一切与人有关的学问。医学仅仅是人学中的生物学中的一个大的分支部分而已。现代医学多个部别之细细划分，且过分看重该部别或专属分支的属性，而很大程度地忽略了人的整体性，人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性及调节性忽略了人的潜能的调动与发挥。这种医学理念与观点就必然造成极大的局限性。
　　我们还是以临床实例作一些具体的考证：笔者曾亲身遇见这样一个病例，一位47岁男性大学教师，已被确诊为肺癌转移，虽经多方治疗（现代化疗、放疗等），病无起色、日见沉重。正当绝望之时，阅读了几篇癌症患者写的不畏病魔、奋起抗争、终而克病获愈的真实报道，他的精神状态立马大变，他暂停了业经被证实为无效甚而害多于益之放疗及化疗，恢复与调整了恰当的基本生活方式及作息规律，再配合若干扶正怯邪的中药及气功疗法，两、三个月后，病人睡眠改善、体重增加、胸痛及咳嗽等症状明显减轻，复查X光胸片肺部阴影居然消散了很多。患者居然恢复了工作，他成了一名“抗癌英雄”。其原来的经治医师为他复查时大为惊讶，反复追询病人用了什么抗癌特效药物或特殊的高科技含量的医疗手段。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国内外文献中已有不少这样的癌症病例报告：靠患友自己精神放松、心理调适、加强营养与适当的健身体育锻练、服用一些常用的对症及支持的药物，如此通过调整性的处理方法，亦即通过调动病者自身潜能，激发或提升其内在免疫机制活力，从而获得缓解甚或根治效果。而此并非用外科手术、放疗、化疗或某个特效抗肿瘤医疗干预措施所能奏效的。这些无可否认的事实提示了在医学实践中高度重视病人的整体状态及精神心理状态有多么的重要！事实上，医学研究早已证实人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与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有密切关系。现代医学对肿瘤发生机制的研究也已表明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功能紊乱起着重大作用。国内外文献均有大量病例报告充分证实上述现象并非偶然。设想此时如果患者周围亲友、尤其是病人寄予希望的医生、护士们态度冷漠，措施消极，对病人极其不利。病人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茶不思、饭不香、眠不安，从而迅即不治。医者如一味抱着固有的理论，经验及常规，认为病情已至晚期，便会放弃努力、消极处理。这种态度与无所作为又会进一步影响病人，造成恶性循环，由此必然带来最糟糕的灾难性后果。
　　纯技术观点是强化医学局限性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
　　“纯技术观点”或所谓现代“科学主义”所奉行的科学或技术本身并非完美无缺，因为人对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知总是有限的，科学如同真理一样是相对的，现有科学或科技手段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医学是以人为主体研究对象的科学，更是如此。事实上，发展到21世纪的医学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依然知之有限，且个中包含了许多或盲、或谬的成分，对人的心理意识活动、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与人的躯体器官极其生理活动及机能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与连系的认识还有许多误区或空白。由是，过度依赖现有科技手段、化学合成药品、仪器设备、手术技巧与手段来处理人——这个万物之灵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便不时会显得心有而力不足，甚而会弄巧成拙。临床上并非罕见的医源性损害，其中一部分与相关医务人员的业务经验、责任心并无干系，它是由现时医学理论、经验与认识水平、手术技巧水平或及仪器装备水平能力之极限或制约所造成的。举个例子来说，按正常程序的麻醉操作，依然有可能会发生麻醉意外，病人即便死亡，也不能算作医疗事故。所以说医学再发达，也是有其局限性的。把现有之医学科学理论、经验及手段方法过度崇尚、绝对化、乃至神化，本身即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因而一个清醒的医务人员应当自觉摒弃“纯技术观点”或所谓“现代科学主义”，在一切医疗实践活动中，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团结协作以及勇于自我否定、在批判中求真、求新，进取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西方医学的优裕感及门第之见是其局限性的另一形成因素
　　现代医学的主要构架是在欧美西方文明、文化及科技基础上发展繁衍起来的，虽然她也吸收并利用了别的文明、文化及科技中的一些有益成分，但其文明文化传统、思维模式、运行惯性等因素，尤其是感情上的因素——譬如明显存在的不言而喻的那种自身优越感，使其易产生一种排斥其他人类医药文明文化的倾向，将其他国家与民族在其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发展起来的医学药学，不加区别与分析地一概视之为愚昧落后的、非科学的、不文明的“旁门左道”。以中医为例，迄今在欧美等国基本上没有合法的行医资格。虽然中医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科学与科技含金量较低，精华与糟粕混杂，唯物于唯心玄学交合，在现今整个医学与医疗框架中只能起到补充与辅助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上以中医药学为代表的其他医学在数千年的历程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与成果，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有效的（即便其中有些部分尚无法获得完整的科学理论与实验体系的确证）。中医临床的朴素辩证思想及重整体、重“正气”、善调理，特别是强调“辨证”、“因证施治”、“天人合一”的观点与疗法，恰能补充与完善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上的偏颇。中西医结合在我国已经取得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治好了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医生未能治愈的疾病。中医，在我国人民的医疗卫生与保健养身事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医在国际友人中的、影响也在日益增长。君或许尚记得，当年印尼苏加诺总统患肾病，就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顽疾；多批中国医疗队主要靠精湛的祖国医学技艺在世界各地应赢得声誉、佳话频传。这些都说明医学要健康地阔步进展，就必得要破除陈见，打破国别、族别、学派门别之坚冰，融合各家所长，方可有望。然而我们至今尚未能真正见到这一曙光普照大地的景象。
　　现代医学的非科学性
　　这一提法似乎十分扎眼。不错，现代医学就是靠现代科技文明发展兴旺起来的。我们这里所讲的非科学性指的是，现代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仍然包含有某些非科学的部分、甚而是某种体系体制上的问题。因为科学本身是在发展中的，科学理论或概念也都是相对的，不存在永恒或绝对的东西。作为历经时代久远、又取得丰硕成果的一门科学或学科，容易被人们崇敬并确信不疑，这就是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所谓“权威”的体现，但也正因为如此，它会遮闭人们的视线，或从感情上诱使人们偏离理性。现代医学即是如此，她根基如此深厚、成果如此辉煌，不容他帮别派说三道四、妄加非议。然而医学理论与实践本身毕竟暴露了她自身的许多缺陷与明显的局限性，其重要根源之一就在于她在历史发展过程及现实活动中混杂有非理性、不科学甚或伪科学的成分。前文讨论医学局限性部分中已述及所谓“纯技术”观点或“科学主义”的偏颇也有这同样的意思。
　　为避免过于抽象，我们还是来考察一下现实状况：现代医学分科愈来愈精细，这自有她的道理，临床医学在旧有的内、外、妇、儿、眼、耳鼻喉、传染、皮肤等科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肿瘤、康复等科。进而上述科别再派生出更细微的科系，比如大内科又细分为心血管、呼吸、消化、泌尿、血液、内分泌、神经、精神等二级、乃至三级科别或专业。此种趋势似乎仍在继续发展进行之中。但凡一个理智的医生都知道，人是一个由各系统组织器官组合、并在神经——体液机制调节下，协同工作的有机整体，因此人的系统、组织、器官是不能绝然分开的。病人患的疾病本身更没有此种人为的精细分科，一个医生久久置身于某一分科或专业中，虽可在其专业领域里精亦求精，却因缺乏整体意识与多科综合协调的能力，而易犯主观、片面的错误。即使碰上确属自己擅长的专业疾病的患者，因为病人还具有其他专业方面的问题，很可能会因之而手忙脚乱、或顾此失彼。致命点往往在于专业医生已形成了狭小、固有的思维模式。这种分科难免在很多时侯显示出其非理性或非科学性。举例说，一个外科医生处理一名胆石症患者，往往倾向于手术开刀取石，开膛破肚虽然痛快、立马解决问题，但手术可能给病家带来的合并症或后遗症问题，他就不怎么去认真考虑了；再者，胆总管、胆囊、肝管里的石头经手术确可清除或基本清除，而术后胆石再度生成却不好办，因此不是每例胆石症病友都适合于手术首选，部分病人虽胆系中存有结石，但并无显著临床症状，或注意维持低脂饮食的情况下，极少发作。此类病例在手术科室日常门诊临床处里中，是相当多见的，而相当一部分外科医师在为患者作出临床处理选择时，常常习惯性地不作客观考量，一味地倾向于手术取石。换了一位内科医师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建议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分科作业容易造成的弊端。现有临床医学领域的分科，是医学界多年来人们自己思维模式与工作程序的产物，并非疾病发生发展及相互作用的自身规律的客观体现。事实上，这种过度的、愈来愈严格精细的分科，对医学事业的健康与理性发展，对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引导思路，对准确把握与认识多种复合病因、病机相互动态作用的疾病本质极其不利。
　　现代医学的不适应性
　　这种不适应性的表现就更为显著，比比皆是。如现代临床医学对众多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排徊不前的低控制率；长久以来形成了对诸多慢性病显著的重治疗、轻预防与保健的不良倾向，而恰恰与之相反，当代预防医学与保健医学愈益符合当代人类的医疗保健需求。按惯性思维与惯性运作的临床实践活动与由于社会变迁、现代文明科技进步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疾病谱明显不相适应已然成为严峻或尴尬的局面。又加之现代医学的一些新技术、新概念与仍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发生激烈的的矛盾或冲突；医学的研究与服务方向远远滞后于与社会的真实需求或相互不协调；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新病种、怪病种不断出现，医学实践缺乏有力应对方案……这诸多不适应性表现，这里就不准备再一一详细列举了。
　　结论
　　总之，是否已经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现代医学经由长期的开拓与发展，时至今日已是走到了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关键性的十字路口——必须充分审视自身的局限性、非理性与缺陷。在当代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正本清源、纠正偏差、整合人类历史积累的与现有的一切知识、资源、方式方法与模式，创建新的医学发展模式与体系。但此问题非常、非常地庞杂，涉及面极深、极广，已非本文所欲讨论之范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