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飞 
　　20 年前刚到美国，我就被邀请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同住一个楼层的免疫学教授买了几个比萨饼和几大罐可乐，在他与别人共享的实验室里请客，庆祝他获得人生中第二个美国国家卫生基金，高达60 万美元。在他那摆满了爬着线虫的培养皿的实验室里，我拿着比萨饼向他祝贺，却无法下咽。除了恶心，我还有些不屑，觉得美国政府很是浪费，把钱投在这么无聊的课题上，因为线虫离人类太远了。据说，这位教授的绰号是“爬虫教授”。从博士到博士后再到助理教授，他换了几所大学，却始终在研究线虫的一个信号传导通道。

　　2009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后，我再次忆起了那次聚会。虽然获奖名单中并没有他，但有他的同行，展示了他的精神。

　　美国哈佛大学的Szostak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从事真菌的基因研究。他发现一个令他困惑的现象：插入真菌细胞内的DNA 片段均被降解，而真菌本身的基因则不被破坏。与此同时，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Blackburn教授发现，单细胞的四膜虫（Tetrahymena）中的DNA末端有一个“小帽子”，这个“小帽子”的DNA 序列很特别，规律性地重复排列。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Muller教授已经发现染色体末端的“小帽子”现象，并以希腊语“telomere”命名，中文翻译为“端粒”。

　　于是，Szostak与Blackburn教授带着共同的困惑及好奇开始了合作，将“小帽子”戴在一段DNA 上，并将其插入真菌，结果令他们很是兴奋：那段DNA没有被降解，端粒对DNA有保护作用。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Greider教授发现了合成端粒的酶“telomerase”。

　　DNA端粒与衰老相关，它就像生命的时钟。在细胞复制的每一个周期，端粒的长度都会规律性缩短，直至DNA暴露，细胞凋亡。科学家根据这一发现，开展了一系列保护DNA端粒的研究，希望发现保护DNA端粒的药物，延长人类的寿命。我曾读过DNA双链的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Watson教授写的一本书《DNA》。他展示了一些试验研究，发现烦恼、吸烟、空气污染等可以加速DNA端粒的降解，导致衰老加速；而锻炼、心情愉快等可保护DNA端粒。同时，他还发现，大蒜、洋葱等食物有保护DNA端粒的迹象。DNA 端粒还与肿瘤相关。科学家发现，多种恶性程度高的肿瘤，其DNA端粒合成酶“telomerase”的活性升高。因此，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拮抗telomerase的药物。

　　或许，有很多人像我当初一样，认为这些科学家们玩弄真菌基因、养恶心的爬虫无聊至极，浪费青春及金钱，并没有科学转化的希望。然而，正是他们“无聊”的工作让人们看到了端粒的意义，并感受到了科学家的伟大。2009年，Szotak、Blackburn及Greider教授的困惑、好奇、执着及“无聊”的研究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们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也终于明白了，重大的科学发现产生于那些看似无聊的试验，出自那些执着的科学家之手，生于无私、无边界的精诚合作，同时依赖于不急功近利的科研氛围及科研基金。加速科技转化的口号固然好，但揠苗助长、急功近利及浮躁风潮是培育不出诺贝尔奖得主的。我为当年自己的无知及短见而脸红。
 
 
 
网络编辑：  来源： 健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