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典文艺作品中，医生、医学题材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医学与文学、艺术有着共同的母题，那就是人性所无法超越的苦难、毁灭与死亡。不难发现，文学史上的诸多大家都有着弃医从文的“叛逃史”，如契诃夫、鲁迅等。“叛逃”的理由各异，但都和躯体与精神、技术与人性的冲突和纠结有关。因此，对医生和医学生来说，咀嚼和思考一些有关苦难与死亡主题的文艺作品，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病患，还可以激荡情感，磨砺思想，抚慰灵魂，培育普世的人文情怀。

　　“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妇。这个令我心烦，我就找另一个销魂。”这是契诃夫的自嘲，也是他的现实情况。契诃夫是一位相当尽职的医生。 1892年，他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里，在诊所会诊453人次，出诊576个家庭，在自家的接诊无法统计。他又是一位勤奋而出色的作家。在44年的短暂生命中，他为文学史留下了477部中、短篇小说，其中有著名的《变色龙》、《套中人》、《第六病室》、《乡村医生》等；还有10余部著名的戏剧作品，如《樱桃园》、《海鸥》等。

　　医学与文学的交互熏陶使得契诃夫笔下的人物总是诘问生存的意义，却总没有终极答案。他透过医学、医院、医生的角度，在小说和戏剧中展现人类的永恒困惑。《第六病室》是其中的代表作，讲述了一个医生演变为病人，病人本色是医生的荒诞故事——

　　某小城医院的第六病室里关着5个疯子，其中一个疯子叫德米特里。他出身贵族，早年学过医，当过法官，一次惊吓让他成为迫害妄想症患者。新来的主管医生是刚从医学院毕业的拉京，生性软弱，不想改变这里的丑陋现实，于是他努力从身心上逃避，成天酗酒聊天、无所事事。在一次医疗接触中，拉京发现德米特里不仅知识渊博，而且思维敏锐，与他交谈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于是，他更多地与他的病人建立起“精神取暖”关系，而觊觎他职位的同事趁机谣传他也患上了精神病。于是，他被庸俗的邮政局长裹胁去疗养，返回小城后却发现职位被人占据，再去找德米特里交谈却被后者呵斥为软弱。苦闷终于爆发，他被同事关进第六病室，成为第六个病人。因为心理上无法接受，他疯狂地打门，却被冷漠的守门人暴打，一病不起，最终成为第六病室的死亡病例。在契诃夫的笔下，医生与病人的角色完全颠倒了：第六病室就是疾病的温床，医生是疾病的制造者，也是易感者。

　　契诃夫是一位医生，他有医治人类伤痛的欲望，但与生俱来的、带有反抒情性质的悲观主义却让他非常明白，对于人类真正的伤痛，他无能为力。因此，我们不能只局限于他关于医生、病室主题的作品，而回避他其他的作品，如小说《套中人》、戏剧《樱桃园》。恰恰是这些作品，更具有现实的思想力度。

　　很显然，《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不是医生，只是一个将自己的思想藏在一个特定套子里（自我禁锢）的小人物——希腊语教师。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时时处处都带着一把包在套子里的雨伞，日常用具也都放在一个护套之中，外出拉上车篷，竖起衣领，无时不把自己包裹、掩饰起来。细想起来，我们许多医生何尝不也是活在“套子”里呢？其一，一些医生为维持在病人面前的知识幽深感和居高临下的职业支配感，将自己禁锢在自我和技术的小天地里，不愿意以开放、坦荡的胸襟与患者对话。于是，他们失去了走出自己的围城的机缘。其次，技术崇拜对许多技术精英来说，也是一层坚硬的“外壳”。他们只能从躯体的技术规程与指标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疾病、理解医学，人的心理、社会、行为特质及其与疾病发生、演进的关系，完全被排斥在思想与学术之外。正因为这个时代培育了一批技术主义的“套中人”，疾病的图景、医学的图景才逐渐被碎片化了。

　　《樱桃园》是契诃夫生命中的绝唱。1904年6月，他因肺病赴德国疗养胜地巴登维勒休养治疗，后于7月15日逝世。在《樱桃园》中，契诃夫通过樱桃园主人的变异引发的樱桃园巨变，揭示出新旧世纪更迭过程中，新旧主人之间人性与人欲、乌托邦幻觉与冷酷现实的撕裂，新生活与传统价值的冲突。《樱桃园》的时代恰好过去100年了。如今，那个充满困惑的变革与动荡的岁月似乎又重新扑了过来，死死地纠缠着当下的时代与人们。实际上，在医患冲突与医改艰难推进的背后，不只潜藏着技术承诺与支付期待的落差，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宿命，是一个时代前行时必然遭逢的价值背叛与心灵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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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健康报